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為鄉村振興繪制了更為系統、具體的藍圖。日前，在東北師范大學舉辦的2025年農村教育國際會議暨中國教育學會農村教育分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達成共識：鄉村教育作為鄉村社會基礎性、先導性支撐，其發展質量深刻影響著鄉村全面振興目標的實現進程。
“公平優質創新：城鄉教育融合發展”是這次研討會的主題。參會專家學者認為，近年來鄉村教育在辦學條件改善、義務教育普及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鄉村教育和鄉村社會關系逐漸疏離、鄉村教育體系的結構不完整和功能不健全、鄉村教育缺乏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教育自身特色不夠等。
鄉村可以有更好的教育
在全國各地推廣“樸素而幸福”的鄉村教育理念，是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農村教育實驗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湯勇一直在做的事。
早年，湯勇是四川省閬中市的一名基層教育工作者。他當過鄉校教師、校長，擔任過閬中市教育局局長。近幾年，湯勇到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甘肅、青海、新疆等20多個省份的農村學校進行調研和講學。他希望更多人關注和支持鄉村教育。
在湯勇看來，要利用好鄉村教育得天獨厚的優勢，重塑鄉村教育理念。“鄉村可以擁有好的鄉村教育”，湯勇認為，好的鄉村教育需要向城市教育學習，借鑒城市教育經驗，也需要城市教育的鼎力相助，但絕不是復制城市教育，更不能成為城市教育的附庸。
“自然化、生活化、在地化、鄉土化、去形式化的鄉村教育就是好的鄉村教育。”湯勇解釋，鄉村教育需要重造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變廢為寶的鄉土文化；需要重建多樣化、在地化的鄉土課程，以及重拾喜聞樂見的鄉土化的活動。通過這些可視、可感、可參與、可體驗的鄉土教育，形成有別于城市教育的鄉村教育優勢，找到鄉村教育自身的尊嚴與自信。
上海市崇明區教育局局長黃宗逵認同湯勇的觀點。在國際大都市上海市的崇明區，正在持續進行一場鄉村教育現代化實踐。
黃宗逵介紹，崇明區的學校離散度高，85%左右的生源集中在4個鄉鎮，其余14個鄉鎮常住人口少，學齡人口少，小規模學校多。崇明區的解決方法是：通過多種形式的集團化辦學，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抬升底部，辦好更多家門口的好學校，實現教育優質均衡，推進鄉村教育現代化。
不少鄉村小規模學校面臨著生源少、資源使用率低、師資配備不全、教學方式不多元、教研氛圍薄弱、課程建設不豐富等發展困境。
“要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小班化教學改革試點是重要的切入口。”黃宗逵說，小班化教學的優勢在于班級規模小，學生人均學習空間更大，老師能充分關注每名學生，提供個性化教育。同時，鄉村學校的在地化學習資源豐富，尊重鄉村學生原有的生活狀態，打造具有鄉村實際生活特色的學習場域。
在崇明區，鄉村學校的課堂搬到了田園、菜園、果園、森林、河湖等大自然當中。當地的生態資源特色，變成了鄉村學校的課程優勢，鄉村學校呈現出生機勃勃、豐富多樣的良好態勢。
鄉村教師能不能留得住
鄉村教育的未來在于鄉村教師。在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熱議鄉村教師如何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這個老問題，并提出了新見解。
“鄉村教師優待政策的執行情況，決定了鄉村教師能不能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葛新斌介紹，鄉村教師優待政策包括物質優待、發展優待、保障優待等，具體涉及工資待遇、職稱評聘、培訓提升、住房醫療保障等。
目前，在一些地方，鄉村教師保障優待政策存在碎片化以及部門和層級之間對接機制的不完善等問題，導致鄉村教師激勵政策在執行中不夠高效。
在湖南省溆浦縣，鄉村教師成長與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有了可喜的變化。
據了解，溆浦縣是中部欠發達的山區教育大縣，92%的學校分布在鄉村，71%的教師工作在鄉村。
前幾年，溆浦縣面臨著教師工學矛盾突出、農村學校資源匱乏、研修能力不足、課改落地率低等困境。
在溆浦縣教育局副局長向立華看來，以上問題的核心原因在于鄉村教師專業成長通道不暢，城鄉教育資源分配存在結構性失衡。
為了破解困境，這個山區教育大縣嘗試通過系統協同和專業賦能的方式，推動學校的主題校本研修實踐，探索鄉村教師成長與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路徑。
“城鄉教育的均衡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它就扎根在我們每一次用心的研修里，綻放在每一位教師的成長里。”向立華說，改革想有成效，系統協同是根本保障，通過多層聯動和系統施策，構建了支撐鄉村教師持續發展的穩固機制。同時，專業引領是關鍵，聚焦真問題、立足實課堂的深度研修，有效激發了教師自主發展的內驅力。此外，還需要城鄉聯動、資源共享和校際協作，打破校際壁壘，推動區域協同共進。
“總之，要提升鄉村教師的能力，才能有效破解縣域內城鄉教育不均衡問題。”向立華說。
目前，在溆浦縣，教師實現了從“被動參與”到“主動鉆研”的轉變，研修參與率從65%提升至98%，鄉村學校研修覆蓋率達到100%。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隨著城鎮化及城鄉融合發展，一類新的教師群體已經形成。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阮成武發現，許多以前或新入職的鄉村教師工作在鄉村，居住在城鎮。這類新教師群體被稱為“城鄉兩棲教師”“候鳥型”教師或是“城鎮籍”教師。
近兩年，阮成武教授團隊對國內東部地區某縣的4所鄉村學校進行了實地調研，并深度訪談了13位“城鄉兩棲教師”。調研發現，這4所學校中68.4%的教師已在縣城或市區定居，形成了城鄉兩棲的工作生活環境。
在阮成武看來，這樣的現象有助于鄉村學校里能有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鄉村教師。他解釋，教師們工作和生活的時間和地點分離開來，在鄉村工作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城鎮生活又能夠為鄉村學校帶去一些現代文明元素，在有序的城鄉往返中兼顧了職業發展與家庭生活。
鄉村大教育“大”在何處
“鄉村學校是鄉村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鄉村沒有了學校，鄉村的傳統文化可能會逐漸消失。”在湯勇看來，鄉村振興不是簡單的拓寬村路、基礎設施完善、村容變美等變化，最重要的是鄉村要有人氣、有文化氛圍。
在山西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侯懷銀看來，當下鄉村教育需要引入鄉村大教育觀。他解釋，鄉村大教育的“大”，既體現在思維格局上，又體現在實踐安排上。前者需要將鄉村教育放置于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和教育現代化等宏觀背景中進行定位和思考，后者需要推進鄉村教育體系的完善、教育資源的整合、教育功能的拓展以及教育與社會的融合。
在他看來，鄉村教育不僅是一個領域，它與鄉村人口、鄉村環境、鄉村建設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聯系，與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相輔相成。相較于高度分工、系統復雜的城市社會，鄉村社會在空間結構、人際關系與生活節奏上具有更強的整體性，這為鄉村教育與鄉村社會的緊密結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鄉村大教育觀如何落地？侯懷銀認為，推進鄉村教育改革的系統化設計尤為重要。
他建議，在改革主體上，要建立由教育部門牽頭，農業農村、民政、文旅、生態等部門參與的跨域協同工作組，將鄉村教育改革納入鄉村全面振興戰略進行統籌規劃；在改革目標上，要堅持立足育人的根本立場，同時實現教育改革與鄉村產業升級、社會治理優化、文化傳承的深度耦合；在改革評價上，要構建包括社會協同度、本土適配度、資源集聚度、成效轉化度等多個維度的評估模型。
鄉村不會永久性地消失，城鄉教育將長期處于“異質共存”的狀態。鄉村振興離不開鄉村教育的振興，成為與會專家們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