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之愛究竟是何時在我生命中蘇醒的？是離鄉求學時在學校里睡的第一夜中驚醒的瞬間？還是在異鄉場域里聽見老牛叫喚的那片刻？《一朵花的春天》正是這場漫長覺醒的證詞，而武賽坑村，是灌注在我這份覺醒深處的心靈雞湯。
其實，我的覺醒始于對微小事物的凝視。童年記憶里，父母親彎腰在田野里耕耘的身姿，在多年以后突然重疊成《春天的父親》里的意象：“父親把目光鋪蓋大地/田野里，踏出春天的印記”。這樸素的農事場景，在時光窖藏中竟發酵出土地哲學的醇香。嶺南的萬物都帶著倔強的生機：木麻黃在《西南灣探綠》里“以條紋狀堅毅的綠”抵抗海風，更是在《故鄉》中“把呼吸扎進故土/讓綠葉與花朵長出/故鄉的模樣。”
童年時光是盛產故事的美好季節。在《養活我的田野》里，插秧、割稻、抓蟹、摸魚等這些傳統農耕文化如今都“收藏于時間的抽屜里”，忽然讓我讀懂它們沉默的啟示——生命的壯美恰在細微處的堅持。
武賽坑是我血脈里的羅盤。在《我的村子叫武賽坑》中，那些“報紙糊的墻/貼滿舊時的新聞”曾是童年視野的全部疆域。村子“吃山也吃海/吃出一身咸澀的倔強”的生存哲學，早在我學會寫詩前就熔鑄了精神骨骼。在《虎年正月初五》的春風里，作家詩人們突然涌入這個“沒出官家，沒出富人”的小村，我看見武賽坑“三層別墅，一襲現代服飾”的新貌與“老啞把歡樂劈進柴里”的舊魂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故鄉從不是靜止的標本，而是活著的、會疼痛也會新生的生命體。
真正撕裂我的，是現代化浪潮中故鄉的嬗變。《春天，走在村子的小巷上》記錄著這種撕裂感：锃亮皮鞋踏著水泥村道“響著和城里一樣的聲音”，而牲口“凝望，若有所思/目前的世界迷茫了它們原有的信仰”。渡船變作《車過渡改橋》里“潮汐退卻時留下的貝殼”，擺渡人的櫓聲與汽車喇叭在時空斷層中碰撞。我曾憤怒于推土機碾碎童年的田埂，直到在《菠蘿的海上的樹下咖啡》里，看見咖啡香氣纏繞著菠蘿植株的根須；直到聽見武賽坑的抖音視頻里，百年山茶樹與新建樓房同框的奇異和聲——傳統與現代竟在紅土地上達成血脈相連的和解。這種撕裂與彌合的過程，正是故鄉愛完成蛻變的陣痛。
覺醒的終極形態，是發現故鄉乃精神的母體。在《徐聞史詩》中追溯半島的誕生：“端坐于光年的火山口/玄武巖裂變的柱狀節理/宛如希臘神廟的廊柱”，突然徹悟所有鄉愁都是地質運動在人類心靈的余震。當我在《挖樹頭》里撫摸老樹凸起的瘤結，如同觸摸祖先遷徙的傷痕史；當《六角井》的勒痕被風吹成“二胡的弦”，深井水便化作血脈在我體內奔涌。那個在武賽坑村小巷上《赤腳踩在月光下》奔跑的少年，他的腳印早已烙進村史的圖譜里——縱使行遍萬里路，那臍帶仍系在高高挺立在村口邊的村牌上。
這種覺醒催生出獨特的詩學構建。我執著于以花的微觀宇宙容納天地：《一朵花的春天》里，蜜蜂在花瓣上“剪輯春天”，螞蟻的爬行成為“耕讀”，這種“細蕊詩學”在武賽坑的《過年，那只本地雞》中具象為父母“凹下去的嘴巴一搏一搏”間吞下歲月的姿態。在語言上，我嘗試讓雷州方言與漢語雅言聯姻：《北街意象》開篇宣告“用雷州話朗讀她/北街更顯詩情畫意”，而武賽坑人“吃出一身咸澀的倔強”的俚語，恰是紅土地賜予的天然韻腳。
詩集中最隱秘的覺醒，是對苦難的美學轉化。《秸稈被燒掉》里，那些“綠油油、黃澄澄、沉甸甸”的秸稈，最終“生于泥土死于泥土”的命運，暗合著農人世代的生命循環。而《老人與菜筐》中，菜筐“裝滿油菜花的金黃與韭菜的芳香”，最終與老人一同“排在街邊綠油油的蔬菜，整整齊齊成了老人的祭品”。這些畫面不是哀歌，而是對土地上最樸素生存的崇高禮贊。
此時此刻檢視這些詩行，發現覺醒的本質是認知的倒置：原以為是我在書寫故鄉，實則是故鄉通過我書寫自身。菠蘿植株在《菠蘿的海的春天》中“舉著青銅的號角”，武賽坑的《村牌》在逢年過節時化作“時間穿梭成的金鏈子”，它們才是真正的詩人，而我只是個記錄者。這種覺醒讓我在《致：詩歌》中確認“詩歌是靈魂的救世主”——當工業文明將人異化為零件時，唯有回到雷州半島的星空下，才能重新再續天地人神的原初契約。
《一朵花的春天》的付梓，恰似將多年收集的星光裝訂成冊。若問故鄉之愛的覺醒帶來什么？或許是《回到民間》里寫的：“睡在民間的夜里/我不再忐忑不安”。當流梅溪水在《響水潭》完成信仰之躍，當武賽坑的百年茶樹在抖音直播里綻放新蕊，我便知道：武賽坑村，永遠是我靈泊靠岸時，那盞最先亮起的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