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說：“驚心怵目的生活里固然有詩，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詩。”這對于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對于當下的詩人來說，似乎是再樸素不過的事實和真理。因為，大部分人（包括詩人）不大可能有驚心怵目的生活，因而不大可能創作出基于那種生活的詩作。大部分人（包括詩人）過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果要寫詩，基本上是基于這種生活來創作了。但大部分人并沒有因此就成為詩人，這是因為生活本身并不就是詩，僅有生活還不能成為詩人。把驚心怵目的生活寫成詩，可以借助這種生活本身的驚心怵目，造成異乎尋常的藝術效果，讓讀者感到震撼，或者滿足其好奇心。但把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寫成詩，就得不到這種便宜，所以寫詩如果取材于日常生活，對詩人來說更具有挑戰性。著名詩人王家新在回答日本漢學家普美子關于詩歌的“日常性”提問時說：“事實是，對任何一個詩人而言，缺乏的都不是什么生活，而是把生活轉化為詩歌的能力。”這話尤其適用于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詩歌創作。王瑛女士就是這樣一位能把日常生活轉化為詩歌的優秀詩人。
王瑛在繁忙的教學、科研、家務之余，還創作了不少詩歌，正式出版的詩集就有兩部：2016年她就出版了詩集《昨夜，誓言一樣的青銅器》，2024年又出版了新的詩集《山有木兮》，此外，還主編過詩集《春風破——嶺南十女詩人詩選》，可見她對詩歌的熱情，對生活的熱情。
對于很多人來說，把日常生活轉化為詩歌頗有難度，這是因為他們對生活中的詩意無感。日常生活因其平淡無奇、熟視無睹，磨鈍甚至抹殺了很多人對生活的感受能力，就算人們曾經感到一點點美也是稍縱即逝，就算人們收獲過一些小感動也因為不夠強烈而加以忽視，但是詩人有一顆敏銳的心，能捕捉到生活中那些看上去很平淡但蘊含著美感和感人力量的詩意。正是這顆詩心把詩人和普通人區別開來。王瑛就是這樣一位不同于普通人的詩人。
作為一位女詩人，她似乎更關心風花雪月、花花草草之類的題材，更重視抒情，這些都是女性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等在田埂上的母親》《父親，昨夜月兒特別圓》《一九八九年的高考》《聽說今日大雪》《青年站在樹下吃棗》《楊柳枝兒斜著葉片一點點搖》《星期天》《紅色連衣裙》《婚姻》《糧食》《花粉過敏的女人》《暴脾氣女人》《好心腸女人》，詩集中的這些詩歌題目，涉及的也都是普通人再熟悉不過的平常生活。這些詩當然不是日常生活的簡單描述，而是去掉雜質，經過了一番提純、強化，但前提是作者要對這些日常生活有感覺，才可能有提純、強化等環節。這些詩被創作出來，可以像作者那樣視其為對生活的和解，也可以被讀者視為對日常生活的審美發現。有了這種發現，讀者們可能真的要感慨于詩不在遠方，而在我們的身邊，在我們的心間。
詩歌是語言藝術中對語言要求最高的藝術形式，因而在一般人那里，詩歌語言高妙難測，離生活語言距離最遠，似乎不用奇特的語言就不能寫出好詩，但在我看來，“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設想奇特，固然是好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用最平實的語言寫出濃濃的思鄉之情，也是好詩，而且更為難得。把日常生活轉化為詩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采用口語，因為口語最能體現日常生活的本色。誠然，把日常生活轉化為詩歌，固然需要捕捉詩意，但也要堅持日常的本色，否則就失去了詩意的現場感，沒有這種現場感，詩意也很難顯示出來。但口語就像日常生活一樣，天然地和詩歌有著距離。如何用口語來寫詩歌，既有詩意，又有現場感，就成為詩人的一大挑戰。優秀的詩人總能將口語轉化成富有詩意的語言，同時保持生活的原味。王瑛一再說：“我寫詩，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以為日常就是詩。”（《昨夜，誓言一樣的青銅器》后記）“我愿意用最尋常的語言，談論我遇到的人，我經歷的事，搖蕩過靈魂的情感。”（《山有木兮》后記）“總有些事會讓人無能為力/就像母親終于不能耕耘土地/她說只要空氣潮濕膝蓋就疼/她說打雷下雨的時候/父親在那邊會不會孤單/她說十年了/星星落在池塘里/夜的黑怎么也點不亮。”（《母親記憶里的色彩·黑》）“天那么高/云那么白/森林里風那么輕/燭火輕搖/天上的母親/你聞到花香了嗎？”（《少年探母》）這都是再樸實不過的日常語言，但也是詩的語言。《我總是想要櫻花盛開》：“想起來的時候櫻花已經謝了/林子里有畫眉婉轉在唱/我不想說我心里有一點點悲傷/我沒有看見花瓣兒飄零/也沒有看見草木生長/白鶴如此優雅地飛翔/我不知其所往。”讀起來如同口語般流利自然，幾乎讓我們忘記了這首詩很講究用韻，跟日常口語頗有距離，但即使用韻，詩的節奏感因此被強化，但這種節奏感仍然接近日常語言，因此它既是生活化的語言，也是優美的詩語。作者偶爾也會用一些古典語言，但都與日常語言融合無間，一點都不顯得突兀生硬，如《夜晚的語言》：“說不得美目盼兮/巧笑玲瓏/高枝粉白紫紅最無情/許我草長鶯飛/又予我早落春紅。”《清明》：“祖母向爐取火/一盅新醅新茶/她有多少心事/一蓬薔薇花。”雖然不少詞句來自古典詩詞，但因其長期出現在現代語言環境中，因此與口語結合在一起，沒有違和感，而且具有美感。
毫無疑問，口語并非天然就是詩，生活化的語言并非都是詩的語言，二者存在明顯的差別，這些差別包括語言的形象性、抒情性、音樂性（節奏感）等，最為關鍵的則是語言的暗示性。著名詩人穆木天曾經談到：“詩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處。詩是要暗示出人的內生命的深秘。詩是要暗示的，詩是最忌說明的。說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東西。詩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學，但詩不能說明哲學。”也就是說，詩的語言是暗示性的，而不是說明性的，這是詩和散文的區別，也是詩的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區別。王瑛說：“我相信詩是有神性的/它習慣暗示和象征。”（《讀詩有感》）顯然，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她的詩歌語言做到了雖然明朗簡潔，但仍然是含蓄蘊藉的，是單純與豐富的統一。這在她的抒情詩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你突然就看見風了/她走路的姿勢很是裊娜/你淚流滿面”（《記憶中的一片叢林》）、“我們曾經擦肩而過/曾經在某個時刻互相凝望過/可是直到今天/直到這個雨水充足的春天/它才姍姍而來/原來我如此幸福”（《角落》）。雖然說到了“淚流滿面”，說到了“幸福”，但究竟與風、與春天有何關系，仍然是不明說的，這就給讀者留下了琢磨的空間，也給詩歌留下了諸多的余味。“這個夜晚和千百個夜晚一樣平常/孩子們都睡了/秋蟲開始躲在葉子下呢噥/我們不說話/也不互相凝望。”（《夜話》）說是“平常”，但分明不平常，至于為何，作者卻不說出，引發讀者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