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風流一代》劇照
賈樟柯電影《風流一代》上映當天，我去位于上海繁華商圈的一家影院觀影，《風流一代》一天只放映兩場。買了十點多的早場票，除了我和先生，還有一個年輕人。我們仨“包場”了。不知是因為早場，又是上班日，還是文藝片在這個時代自帶“冷感”，抑或賈樟柯電影的“遇冷”……總之這天，上海的確開始冷了。整個夏天不正常的異常炎熱，到今天的突冷。這種冷感，讓人不適。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電影的各種藝術探索仿佛嘗試殆盡，1988年托納多雷的《天堂電影院》好似一首藝術電影的挽歌。而中國電影剛剛起步，與詩歌、先鋒小說、搖滾樂一樣，煥發出異樣光彩，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拍攝出《黃土地》《孩子王》《霸王別姬》《活著》這樣有濃重本土特色的藝術電影，富有歷史感，貼近大地，活色生香。我們，六十年代生人，如同賈樟柯一樣，都是看著這些電影，聽著搖滾樂，讀著詩歌成長的。我們，自稱是最后一代浪漫主義者，或者，就是賈樟柯心中的“風流一代”。
賈樟柯的電影，也將最絢麗的鏡頭定格在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這段時間，早期的《小武》《任逍遙》《站臺》《三峽好人》，與那個火熱的時代同步，是他才華的巔峰。近年的《山河故人》，以及這部《風流一代》，不過是在反芻、回顧、追尋那個漸行漸遠的藝術電影的“似水年華”。
可惜那個藝術勃發的春天非常短暫，與世界電影趨勢接軌的同時，一并卷入消費主義、技術主義大潮。第五代導演紛紛轉向商業電影，學會講故事一再反轉，學會燒錢大制作，學會利用明星及粉絲流量，學會宣傳炒作、網播路演，總之用種種辦法，吸引大眾掏錢走進電影院。這其中，當然不乏善用鏡頭、會講故事、富有節奏、制作精良的好看電影。相比之下，賈樟柯顯得不那么會變通。
小津安二郎在電影遇冷時，面對批評者譏刺他偏執、一輩子拍“同一部電影”，回應說，“我是開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飯或炸豬排，不可能好吃”。賈樟柯，大約一輩子也只做自己的豆腐。《風流一代》，是賈樟柯對電影生涯的一次小結，依舊秉承他以往的電影手法與電影風格——
線性時間展開，四個城市的空間轉移。從2001年的大同，到2006年的奉節，到2022年的珠海，再回到大同。時間跨度21年，在線性時間中鏡頭平面展開，起點是大同，終點依舊是大同。但時間不是圓的，不是循環往復的，回到起點后，一切卻無法回到初始，一切已然改變。賈樟柯說，他用22年完成這部電影的拍攝，特意挑選22日這天上映。除了用字幕明確標識時間與空間轉變外，與以往電影一樣，賈樟柯通過穿插19首年代歌曲來標識時間。他的人物是年代人物。
弱化故事情節、消解戲劇化。這一點，也與小津安二郎相同，即：不依靠故事情節吸引觀眾，弱化、消解戲劇化沖突，甚至放棄邏輯關聯，只通過鏡頭畫面，呈現人物在情境中的相互關系、情感交流以及自我的內在精神變化，或者呈現人物與時代、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在《小武》《任逍遙》中，劇情沖突多少存在，在《風流一代》中，情節性、故事性、戲劇性進一步消解：小城藝人趙巧巧（趙濤飾）與郭斌（李竺斌飾）的相戀、分離、分手、重逢，簡單的劇情可有可無，僅僅為了敘述的便利，或僅僅為了呈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及時代氛圍。
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這固然使賈樟柯電影貼“地氣”，也不免抑制想象力。與弱化情節及戲劇沖突一樣，紀錄片式拍攝手法，也容易使電影顯得單調、不那么好看。在《風流一代》中，賈樟柯有意消解“好看”，連人物對話都盡可能取消，代之以字幕來交代情節，有一種回到默片的感覺。這樣處理，必須有豐沛的細節、濃烈的氛圍感，演員得有飽滿情緒，才能讓觀眾沉浸其中。《任逍遙》里，斌斌和小沛兩個混混，藝人巧巧，都相當接地氣，生動呈現人物的內在精神；《三峽好人》在不動聲色中，呈現諸多細節。《風流一代》卻在細節上顯得干枯，是賈樟柯江郎才盡了，還是學會含混圓融了？巧巧在大同街巷穿梭往來，在奉節尋尋覓覓，似乎無法融入環境，也缺乏人物的內在精神深度。
一成不變的主演。小津安二郎和侯麥，也喜歡固定演員班底。《晚春》中演女兒的原節子，在《秋日和》中演嫁女的母親；《好姻緣》中待嫁少女，在《秋天的故事》中已人到中年。在導演心中，演員是與角色一同成長的。趙濤是賈樟柯的永恒女主，無可厚非。2001年的藝人趙巧巧有著時代賦予的“勁勁兒”，光彩、挺拔、驕傲；在奉節尋找愛人的巧巧，失去愛情的女人，迷惘，無所適從，有隨波逐流的麻木感；等年老腿殘的郭斌回到大同，見到的是憔悴、孤單、無愛、也無希望的超市收銀員趙巧巧。但在《山河故人》與《風流一代》中，演員趙濤也許自我個體意識太強，似乎很難如早期電影一般融入角色，她游離于場景外，像是一個旁觀者。這個旁觀視角，更像賈樟柯自己的。賈樟柯從趙濤的眼睛，看著故鄉大同20年的變遷，看著三峽移民的命運，看著疫情后社會的變化。這雙眼睛甚至在旁觀趙巧巧——從一個“勁勁兒”的趙巧巧，變成一個身心俱疲的中年婦人，從跳舞歌唱的“風流一代”，變成一個勉強“活著”的卑微之人。
《風流一代》中，我尤其注意到，賈樟柯對時代人物面孔，予以特別的關照、悲憫的喜愛。他大量使用近景鏡頭，尤其是特寫鏡頭，呈現人物的面孔、手、腳；用攝影機，記錄下人物面孔的變化：當趙巧巧與老病的郭斌重逢，孤單、憔悴、艱辛、悲傷寫滿她的面龐，她一口一口吃下冷包子，淚水慢慢充溢了雙眼。
從賈樟柯一再回顧、追憶的上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小視頻的吸引力逐漸壓過了大銀幕，這是賈樟柯作為電影人的悲傷；機器人在理性分析人的情感的同時，人也變得機械化，這是賈樟柯作為人的悲傷。《風流一代》開始于2001年大同冬天，女人們在笑、在歌唱，生動喜悅的面龐，簡陋演出場所聚集著那么多人。電影結束于同樣的大同冬天，雪花紛飛，同樣的公園，空空蕩蕩的街面，一個舞臺上，有氣無力的歌手、機器人般的舞者，臺下空空蕩蕩，只有老去的趙巧巧和郭斌站著看。老去的賈樟柯，似乎也身心俱疲，連攝影機都凍住了。
盡管如此，賈樟柯不會如機器人般永遠不會悲傷。《風流一代》開始于腦濁樂隊的《野火》，歌唱小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片尾音樂，是崔健的《繼續》，賈樟柯說他要“咬緊牙關站立著”，正如趙巧巧加入夜跑的人群，沉默地一起奔跑在深夜雪中，正同《山河故人》中老去的沈濤，在雪中跳起年輕時的迪斯科。（趙荔紅 作者為散文作家、電影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