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南京照相館》海報
今年暑期檔，申奧執導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以獨特的視角與深刻的歷史回響，成為一部不容忽視的作品。歷史的滄桑肌理與藝術的敘事張力在此交融，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民族記憶對話。
讓歷史顯影
此前，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影像創作，多以宏觀視角鋪展戰爭全景，或以標志性事件為核心展現歷史的沉重與殘酷。《南京照相館》則另辟蹊徑，以一家照相館的微觀敘事來折射這段血色歷史。南京大屠殺期間，一群普通人在吉祥照相館里暫避戰火，卻被迫為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意外發現了記錄日軍屠城暴行的罪證照片。他們本想在亂世中茍全性命，但目睹這些血淋淋的真相后，毅然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留存底片，讓日軍的罪行曝光于天下，讓歷史真相得以傳遞。
相片是影片中核心的意象，被賦予多重意義。
和平年代的相片，承載著樸素而溫暖的價值。影片里，照相館的墻上掛滿普通人的笑臉：新婚夫婦的羞澀淺笑、孩童的天真憨態、全家福的團圓暖意……這些影像記錄著南京城曾經的煙火氣，定格了老百姓平凡的幸福。此時的相片，是生活的注腳，是人們對美好的珍視。
日軍攻占南京后，相片淪為暴力機器的附庸，成為侵略者美化戰爭、操控輿論的工具。日軍的鏡頭對準中國人倒在血泊中的瞬間，快門聲與槍聲交織成死亡的節拍，每一張影像都被他們視作“戰績”的注腳，淪為軍國主義煽動國內狂熱情緒的宣傳素材。面對國際輿論，日軍又試圖以虛假的“親善照”粉飾侵略，將侵略的罪惡包裝成“解放”的謊言。侵略者不僅屠戮生命，更試圖篡改記憶。
躲進吉祥照相館里的人們手無寸鐵，卻面臨著生與死的抉擇——交出底片換取茍活，還是冒死傳遞真相？最終，他們選擇了后者。那些記錄著屠殺現場、街頭槍決等的相片，承載著南京城的血淚記憶。它們應該成為法庭上審判戰犯的鐵證，成為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利器——相片上凝固的血跡無法篡改，定格的事實不容否認，任何試圖歪曲歷史的企圖，在這些影像前都將不攻自破。
影片的彩蛋部分，昔日南京城的景象與今日南京的繁華重疊，片中人物拼死保護的底片上，是如今我們隨手可拍的藍天白云、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此時，一種無須言說的震撼油然而生。
《南京照相館》以相片為敘事線索，讓歷史通過普通人與相片的互動——沖洗、藏匿、傳遞，慢慢浮現。這種以小見大的視角，讓宏大的歷史敘事落到個體的具體經歷中，與普通人的悲喜、生死和抉擇緊密相連。觀眾由此得以更直觀地觸摸歷史的厚重，也讓這段人們熟知的歷史有了更貼近個體經驗、更具代入感的講述方式。
人性的對照
作為一種類型電影，戰爭片的核心魅力還在于對人性的深度探尋與藝術呈現，那些在極端環境下依然頑強閃耀的人性微光，總能穿透銀幕打動觀眾。
在日軍屠城的陰影下，吉祥照相館成了亂世中的一座孤島。郵差阿昌第一個躲進照相館，他冒用學徒身份求生，面對日軍的槍口瑟瑟發抖，顯得膽小而慌亂；跑龍套的演員毓秀，逃難時還帶著旗袍，心心念念的是她的電影夢；日軍翻譯官自詡靠腦子吃飯，以為討好日軍就能換得生路；照相館老板老金，帶著家人藏在地窖，以為戰爭過后，還能安然生活在他心愛的南京城里……
這群小人物并非天生的英雄，卻最終都選擇了抗爭與犧牲。
這種轉變絕非偶然的沖動，而是民族意識在血與火中必然的覺醒。當日軍鐵蹄踏碎城池，當同胞的鮮血浸染熟悉的街道，即便是最卑微的個體，也在經歷最痛苦的精神震蕩——亡國滅種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此時的沉默已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屈從。于是，犧牲便從被動承受轉化為主動選擇，成為對侵略者最有力的反抗。
中華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的傳統，在和平時期或許隱而不彰，卻總能在民族存亡之際迸發出驚人的力量。小人物的選擇與犧牲，正是文化基因在歷史危急時刻的顯性表達，他們用生命完成了從凡夫俗子到民族脊梁的身份重構。每一個傳遞真相的犧牲者都是刺破侵略謊言的微光，這些微光匯聚起來，最終照亮了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道路。
另一方面，影片所展現的日本兵屠殺平民時的獰笑、用活人練習刺刀的興奮、比賽殺人的癲狂，無不昭示著這群侵略者已喪失基本的人性。日本隨軍攝影師伊藤，是影片著力刻畫的反派人物。與其他張牙舞爪的日本軍人不同，他面帶微笑，稱阿昌為朋友，給流浪狗喂食，在前半程儼然一副“有人性”的模樣。但這些不過是一層薄薄的偽裝，一戳即破。他的偽善，根源不在個人品性，而在于軍國主義的浸淫下戰爭被奉為最高價值，人性中的真善美被侵蝕和吞噬，士兵陷入狂熱的戰爭情緒，淪為殺戮的機器。揭穿伊藤們的偽善嘴臉，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看清軍國主義的真面目。
《南京照相館》并非完美無缺：部分角色的轉變略顯倉促，個別情節的設計存在戲劇化痕跡，但這些瑕疵不會掩蓋影片的光芒。它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莊重回望，也讓觀眾在回望中更深刻地理解何為銘記，如何前行。當“銘記歷史，吾輩自強”的字幕浮現，這八個字的分量如此沉甸甸。它既是對30萬亡靈的告慰：山河猶在國泰民安；更是一份誓言：新時代的我們，必須以自強守護來之不易的安寧。
那些定格在底片上的苦難，終將在我們手中轉化為奮進的力量。（李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