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題材是影視作品永恒的主題，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以光影敘事喚醒那段可歌可泣的民族記憶。長期以來，抗戰題材影視作品大多聚焦正面戰場的殘酷壯烈、敵后戰爭的艱苦卓絕，或后方諜戰的驚心動魄。相比之下，電視劇《陣地》另辟蹊徑，將鏡頭對準被譽為“文化抗戰堡壘”的桂林城。
這不僅是一次題材的突圍，更是一次精神的溯源——它讓我們看見，在硝煙彌漫、山河破碎的年代，在南疆小城的桂林，有一群文化人以筆為槍、以文為陣，為危難中的民族筑起一道永不陷落的精神長城。
1931年至1945年，是日寇鐵蹄殘酷踐踏、侵略中華民族的14年，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反抗侵略的14年。在艱苦漫長的抗戰歷程中，中華民族不僅需要以勇敢的身軀筑起血肉長城，還需要以不屈的信念建構精神長城，因為精神和信念是血肉長城屹立不倒的根基和支柱。
《陣地》始終凸顯精神意志在抗戰中的關鍵作用。當時任廣西省政府主席的黃旭初聽聞有百姓因空襲家破人亡而自殺時，強調必須先穩定人心：“這種事件如果再發生下去的話，我看用不著日本人來打我們，我們自己就垮掉了。”當《救亡日報》復刊不久，印刷設備就被炸成一堆廢鐵，報社人員情緒低落時，李克農讓大家反思：“被炸了一次，一個一個的都垂頭喪氣的，那不是就讓日本人達到目的了嗎？”夏衍則勸大家要振作起來：“報社建筑物被炸毀了，我們可以再找，機器壞了，我們可以再修再買。但是我們的意志，絕對不能讓日本人給炸沒了！”
顯然，只有保持不屈的意志和必勝的信念，我們的民族才能走過漫漫長夜。精神和信念的關鍵作用決定了文化抗戰是一個深遠的、決定著民族存亡的問題，正是基于這一認知，中國共產黨在抗戰轉向相持階段之際做出決策：“以夏衍同志、克農同志為首，率領兩支隊伍，一支是八路軍辦事處的隊伍，一支是以《救亡日報》為龍頭的文化大軍，到抗戰的大后方桂林去，構筑文化抗戰的陣地。”
戰亂的年代，文化和教育無法沿正常的軌道向前發展。但《陣地》讓我們看到，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一批愛國文化人的堅守與擔當，桂林的文化和教育在戰亂的年代綻放出異樣的光彩。
《陣地》最感人的場景是民眾在文藝的感召下，重塑抗戰到底的勇氣和決心。在榕城飯店，艾青給幾個剛入伍的軍人朗誦自己到桂林后寫的第一首詩《我愛這土地》，“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感動了在場所有的人，年輕的音樂家李陵帶領大家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樓下路過的行人都駐足傾聽，并且加入歌唱的隊伍；在陰暗的巖洞里，躲警報的民眾愁眉苦臉，此時新安旅行團孩子們的歌聲驅散了恐懼和烏云，在孩子們的帶動下，民眾在巖洞里做起了大掃除；在陶行知的倡議下，桂林積極推行巖洞教育，警報成了上課鐘，巖洞成了教室，孩子的讀書聲比轟炸聲更響亮；任素寧的《南京慘案親歷記》在《救亡日報》連載，激發了民眾的抗日熱情；在劇院，《梁紅玉》《一年間》《臺兒莊戰役》《秋聲賦》等劇目的上演讓觀眾群情激昂，鼓舞了抗戰的士氣；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文化人舉辦震驚中外的西南劇展，奏響抗戰救亡的最強音。匯聚在桂林的文化人是桂林文化城的脊梁，他們在艱難的條件下傳播文化、撫慰民眾、動員抗戰，重塑一個民族不屈的靈魂，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筑起一道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
槍炮可以摧毀城池，但不能摧毀文化；戰爭能撕裂土地，但不能阻斷精神的河流。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電視劇《陣地》的推出既是對抗戰歷史的真切緬懷，也是對民族精神之根的深情回溯。這部作品以厚重的歷史質感與熾熱的人文情懷提醒我們勿忘來路、珍惜和平，也激勵我們傳承那份跨越時空的文化自信與民族氣節。（劉鐵群 作者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